读《白鹿原》有感
以前读过的很多书,现在大都记不清细节了。搭乘市院机关"百日读书活动"的快车,近期重读陈忠实的《白鹿原》,涟漪骤起。
这部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九三年,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传媒也偶有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并没有向其他小说那样自生自灭,反而像似陈年的老酒,越发地醇香了起来,我一气呵成读完了这部书,果然受益匪浅。尤其是陈忠实的语言功力最让我折服。
白鹿原是西安市区之东的一块坎坷不平的黄土高原,因原上曾经有过白鹿出现而得名。而今的白鹿原更因此书而闻名于世。《白鹿原》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后的更长时间,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其中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生命玄学、神秘不可解的力量、因果报应等等。在书中涉及的众多人物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朱先生。
朱先生,是贯穿全书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淡定、自得,不掺和杂事,却将大小杂事都料理的得真切切,每次出场都宛若仙人,撂下几句话便抽身事外,继续回到白鹿书院编修县志,让芸芸众生细参慢悟。朱先生不为名所诱,不为利所动,他是一个极受人尊重的文人。无论是军阀土匪、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尊重万分。
书上说,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次年正当赴京会考之际,父亲病逝,朱先生为父守灵尽孝不赴公车,按规定就要取消省试的举人资格。陕西巡抚方升厚爱其才更钦佩其孝道,奏明朝廷力主推荐,皇帝竟然破例批准了省试的结果。巡抚方升委以重任,不料朱先生婉言谢绝,公文往返六七次,仍坚辞不就。直至巡抚亲自登门,依然不悔。随即住进白鹿书院,研究修身、齐家、平天下之大法,后来招生传道。对朱先生来说,每日吟诵圣贤书便是他的最大乐趣。从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孔孟思想的代表。
白鹿原上的人们自从来了朱先生以后,精神上便有了不一样的依托。比如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叮咣叮咣走了一遭以暗示村人做好下雨的准备,却被庄稼人笑他发神经了,直到大雨倾盆,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人们才领悟出朱先生穿泥屐的哑谜,痛骂自己一个个愚笨如猪,连朱先生的好心好意都委屈了。
再比如预测年成,有天晚上,朱先生诵读至深夜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仰面一瞅满天星河,不由脱口而出:"今年成豆。"此话碰巧被一个半夜上厕所的亲戚听到了,便回家赶紧种豆。结果那年大旱,只有耐旱的豆子获得了丰收。
诸如此类的几件事一传出,朱先生便成了白鹿原上的神人。原上的人们无论大小事情都来找他算命打卦进行预测。
更有令人捧腹的事例,一个农人的一头要下崽的母牛不见了,也去找朱先生。朱先生被缠不过,随口说了句"要得黄牛有,疾步朝南走,撞开姑娘手,老牛舔牛犊。"结果那农人为找牛,急冲冲地撞开了前面两个牵手而行的姑娘的手,被打了一顿,滚下坡后,居然就找到了刚下了崽的母牛和牛犊。 且不管是机缘巧合也罢,还是真能算命卜卦,总之从此以后朱先生便被当作"神",在白鹿原上下神秘而又热烈地传诵着。
朱先生在故事中是一个大智大悟者,在人们的传闻中有了通神的本领,其实是源于他对世事的洞察和对时局的把握。在白嘉轩的长工鹿三死后,他不让雇佣了一辈子长工的白嘉轩再雇长工,结果在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白嘉轩因为解放前三年没有雇工而未被评为地主。这一点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朱先生除了在白鹿书院办学堂、召集有志文人编修县志这项庞大的工程以外,在救济灾民、保家卫国诸多方面,他的热情比任何人都高涨!我觉得朱先生投笔从戎的那一段,堪称经典。可以想象,那八个可爱的仙风道骨的小老头儿一起奔赴前线的情景:渭河平原上朝阳的炽红的橘黄的烈焰把大地和天空融为一体,八个一律长袍短褂老先生一步一步踏过关中平原的田野和村庄,去投奔抗日军队......那样的场景真叫人动容,更让人感慨!这就是我们的文人!旧时代的书生!文而不弱,是何等气节!
我觉得这一点恰似《乱世佳人》里面,巴特勒将斯佳丽和梅兰妮母子从一片混乱的战火中救出来之后毅然从军那一段,一样的令人感叹!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都是去抵御外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大敌当前,每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为了保家卫国,心中都是一样的热血澎湃!胸中都是怀着一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朱先生抗日杀敌的壮举被"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扼杀了,他也郁郁寡欢的返了乡,匆匆修完县志便坦然作古,但他留给身后数十年来到的革命小将们的那块砖头内"折腾到何日为止"的一行字,还是分明的告诉读者,朱先生是人,是神,更是白鹿原上人们传说中的那只神奇的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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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过多的描写延安抢救运动,朱先生也是其受害者。
对于已经过去六十多年的抢救运动,是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无论从当时情况还是六十年来的实践检验看,抢救运动都是毛丅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场自己人把自己人当敌特整的大混战,收获极小,损失极大,没有抓到什么敌人,自己却有一定伤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杀或被逼疯、致残,包括抢救中自杀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等),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有些完全是依样画葫芦,如某些地区解放后的肃反和“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如果认为这种估价错误,那就请有关单位和权威机构公布一些早应解密(其实并无密可保,主要还是为了掩盖错误)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抓到几个真特务、姓甚名谁;假坦白者及其档案的处理;抢救中的伤亡和致残情况;抢救运动耽误了多少战斗、工作和时间,等等。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有一篇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注明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纪录稿刊印”,按理应当是真的原文了。但杨奎松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证的,毛泽东在同一天同一篇讲话中却有: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 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看来杨奎松大概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敢编造这么一大段“最高指示。”
中央党校“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个特务”,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解放区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丅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那时,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诞不经,导致诬陷罗织罪名肆虐泛滥,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为异己,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化为冤魂。 整个延安,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到底抓了多少“特务”呢?有多少人被处死、致残、或者被逼自杀呢?数字很难估计。有的文章披露,在延安的医院里看到用活人做解剖实验,参观者问及此事。护士心平气和的说:“这是送到这里来的反革命呀。”